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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强民国的与司法独立

2019-12-08 12:00:3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方强:民国的与司法独立

以下文字节选自《中国制度史话》第六节 从平政院办案看民国的司法独立性 作者: 方强,中国青年出版社。 摘要:光是1920年一年,平政院就处理了275起案件,即使如此,黄源盛的186个案例也可算是随机抽取的吧因此46%的胜率对 民告官 的老百姓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了。 我们在前面详细讨论了几个平政院的诉讼案例,里面原告老百姓和被告机关各有胜诉。那么,平政院的总的成效究竟大不大由于档案缺少,没有现成的数据告诉我们平政院的效果到底如何。正由于缺少证据,有关平政院的争论一直不断。 民国法学家阮毅成算是最早对平政院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在他1933年出版的《法治论集》里,阮毅成认为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太少: 民国三年以来,平政院审理案件不及二十件,而自行主动者不过二三件,均由上级长官之授意,其无力可知。 按照阮毅成的说法,从1914年建立到1928年,平政院总共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到20件,其中只有二三件是主动审理的案件,其他都是上级官员授意审理的。如果这是真的,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实在太少了,太没用了。阮毅成还批评平政院有 袒护行政官吏之嫌 ,否则为什么不让普通法院受理 民告官 的官司,却专门设立一个行政法院这类把行政诉讼和刑事、民事诉讼都归于普通法院的想法其实不新颖。在英国、美国等实行 判例法 的国家也没有行政法院,那些国家的普通法院同时可以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些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平政院也是持否定观点。北京法学家郭殊在2003年7月21日的《人民法院报》上谈到平政院的两个主要缺点:缺乏行政救济和难以确保司法独立。平政院作为一审即终审的法院,老百姓败诉后没有办法继续上诉,所以缺乏救济手段;另外平政院容易遭到行政部门控制,所以缺乏司法独立性。因为存在这两个制度上的缺点,郭殊最后的结论认为民国的平政院总体上 失败 : 民国时期平政院和行政法院的实际运作中,受理案件数量寥寥

,总体上讲是失败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本身。 也许受到阮毅成的影响,郭殊也相信平政院受理的案件 数量寥寥 。 平政院是否是像阮毅成和郭殊说的那样呢我们认为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姑且先看看几个关于平政院的材料,然后再下结论不迟。 首先,平政院建立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是在外有列强窥视、内有频繁战火的民国早期。北京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所在地,但是地方上的军阀并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中央的命令也不被重视。袁世凯病死以后,军阀割据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平政院实际上处于夹缝中求生存,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我们过于苛求平政院要和德国、法国的行政法院一样 有权有势 ,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处境困难,平政院依然尽力而为,有些时候几近是明知不可而为之! 再看一下平政院处理的 民告官 案件是不是真的 数量寥寥 是否真的不到20件 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平政院院长就有每个月向大总统汇报受理案件和解决案件的数量。每个月平政院受理的案件到底有多少呢根据民国出版的《公报》记录,1916年3月11日平政院向国务卿陆征祥做的汇报: 兹查洪宪元年1月份本院受理各案新旧共37起。本月内计审理已结者24起,正在审理尚未裁决者13起。 当时袁世凯称帝不久,年号是 洪宪 。从这报告看,单是1916年1月,平政院受理37起诉讼案件,结案24起,比率大概是64%。算是很高了。阮毅成所称平政院总共受理案件不超过20件显然有误。 民国9年(1920年)3月17日,平政院院长夏寿康在一份年报中告诉大总统徐世昌1919年度的案件处理情况: 兹查上午12月份本院处理新旧各案共62起计审理已结者24起,未结者38起。除将未结各案督饬各庭迅速研汛外,谨将上年12月份处理各案详列表册呈请钧鉴至八年全年份,本院处理之案共计275起。已结者237起。 这份报告说明,1919年12月平政院处理了新旧案件62起,审理完结的有24起,比例大概是38%,比1916年低一些。在1919年全年,平政院总共处理行政诉讼案件275起,结案的有237起,比例高达86%。当然,结案比例高不代表正确率高。如果你问平政院的法官(推事)们,他们肯定回答说每一个案件都经过了认真的调查和审理,因而判决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一年受理275起案件远远高于阮毅成所述的20件

,绝对不是什么 数量寥寥 了。应该说,平政院受理的案件很多,而且结案率也很高,总体上成绩不小。 除了处理案件数量外,平政院的 胆子 也特别大,勇于坚持司法独立并与民国总理较劲。 1917年1月10日,民国总理、安徽军阀段祺瑞(1916 1917年)对平政院下了一个命令

,要求今后平政院受理诉讼之范围: 应依照行政诉讼法以各官署违法处分指令为限,其已经各官署呈奉令准之案件,平政院便可毋庸受理。 这个命令的目的很明确,希望把平政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局限于《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官员的违法处分,其他凡是得到了中央(大总统)的认可的行政处分或决定,即使是违法的,平政院也不能当作违法处分来受理。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某个行政机关的决定违法了法律,但是因为有大总统的支持,老百姓就不能到平政院去控告了。这其实等于说,大总统的 批准 或 支持 比法律还管用。这显然违背了民国以法治国的精神,也限制了人民的合法权利,更削弱了平政院的司法 救济 功能。 平政院收到总理的这个命令后,自然非常不满意。一个月后的2月18日,院长决定向大总统黎元洪(年)递交书面材料抗辩,平政院说: 今如训令所称令准之案无庸受理等因而未分别政务事务之性质,流弊所及各行政官署处罚,欲预防人民之陈诉当无往而不用。其呈请一经呈准便难起诉,不啻对约法上人民陈诉权加以极端之限制。总以上窒碍情形自非详加解释无以祛人民之疑惑,而维法治之精神。 平政院认为总理段祺瑞的命令没有区分行政处分的性质及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抗辩书严词批评段祺瑞为了阻止人民 告官 而不惜采取任何办法。因为一旦行政官员的决定得到了大总统的首肯,即便不符合乃至违法了民国法律,老百姓也不能再到平政院控告了。平政院正告,如此,《中华民国约法》赋予人民的上诉权利将会受到 极端 限制。最后,抗辩书希望总理能对这个命令加以详细的解释以便消除人民的疑惑,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维护民国 法治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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